作者简介：
张锦鹏，英国正版365官方网站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民族学所长，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史、少数民族经济研究。
陈晨，女，beat365手机中文官方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思想政治教育、区域经济史等。
摘要：滇西南传统商路主要有景东道和元江道，清以前以景东道为重，商路指向大理，其原因主要是受大理市场容量和区域辐射力的吸引。清中叶改土归流后，滇西南商路的重心从景东道转向元江道。商路重心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昆明作为省会中心城市兴起而产生的集聚经济效应和扩散效应，二是元江至普洱府设官道，道路安全有了保障，三是晚清思茅开埠通商的外向型发展机遇使滇西南商路的重要性得到提升。从滇西南商路变迁过程，可以看到市场和国家的力量均起到重要作用，尽管市场的力量十分强大，但是它仍然需要国家作为强大后盾，才能发挥出市场巨大潜力。这一规律，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在发挥着作用。
关键词：滇西南商路 市场吸引 国家力量 早期全球化
基金：用友基金会“商的长城”重点项目“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商路风险应对研究”阶段性成果(2021—Z09)
文章出自：《思想战线》2023年第2期
一、引言
商路是商品流通之路、商人活动之路。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商路形成多遵从这一自然法则——在无数商人长年累月跋山涉水的贩运贸易中，一条条商路被开辟出来，将一个个在地理单元上具有独立性的商业点在空间上实现了连接，从而实现了商业点的经济叠加效应，如商品差异化扩大、市场规模拓展等。
商路从长时段看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从短时段看具有高变动性特点。所谓路径依赖性是指一条商路开辟出来后，人们会长期依赖这一条道路。特别是传统商路时代，人们在这条商路通行，沿路的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不断被完善，弯曲的道路也不断调整向拉直的趋势发展，沿途的驿站、食宿点等交通服务设施也从无到有逐步增加，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条道路上活动，经济集聚作用使这条道路的通行条件和服务状况日益改善，进而吸引更多的人员和物资在这条道路上流动。因此从长时段看道路有路径依赖之特点。
从短时段看，道路的通行条件往往受气候等条件影响，从一个商业点到另一个商业点的道路从来都不可能只有一条，除非是极端的地理环境所限制。一般而言，商人选择走哪一条道通常因时而变，如夏季和冬季选择不同的道路主要考虑降雨雪等气候因素；也会因事而变，如某一条道路出现匪患等而临时改道；还会因需而变，如马帮驮运的物资轻巧可以走险途近路，驮运的物资笨重需走迂回坦途，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与商路风险的规避紧密联系。不过，道路的易变性只是短期特点，无论开辟多少条小道，道路的走向是不变的，而且所有小道都具有归聚大道、修正大道，使道路尽可能缩短距离和改善路况的特点。短时段的变动性维护了长时段的路径依赖性。
事实上道路的通达性和便利性只是商路的充分条件，商路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市场因素。之所以A地到B地的商路会被开辟出来，是因为A地的商品有必要贩运到B地销售的市场需要，或者是AB两地具有市场互补的相互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道路不是人“走”出来的，而是市场“拉”出来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载，山西、江南等地特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待商而通之”。当时受交通条件限制，“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但是司马迁已意识到市场的相互需求必定会吸引商人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水陆道路的开辟和交通工具的改进，都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的结果。
市场引导着商路的发展，市场的重要性决定了商路发展的重心。在施坚雅的市场模型里，按正六边形模式构建形成的村庄与基原市场、基原市场与中间市场、中间市场与高级市场的关系，都是通过道路系统形成关联的。道路的重要性在于串联了更多的村庄，或者把基原市场与中间市场串联起来，或者把更高层次的市场（中心市场）尽可能多地联系起来。通往中心市场的道路显然它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其他道路。如果中心市场发生变化，那么道路的重心也会发生变化。当然，这只是仅考虑市场因素的情况，通常会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道路和市场，从而改变着商路路向和商路重心。
本文所讨论的滇西南传统商路的变化，就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本文所指的滇西南主要包括今云南的玉溪元江和新平两县、楚雄双柏、普洱市全境、西双版纳州全境所涵盖的区域。传统商路，是指在公路、铁路等现代交通设施和汽车、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尚未发展起来之前的道路，其路况主要是土路或石砌路，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帮、牛车或人力背驮等。早期滇西南最重要的商路是从赵州（今大理凤仪镇）经景东至车里（今西双版纳）的道路（下简称景东道），这条道路也通向东南亚地区。进入清代，从云南省府昆明经元江、墨江至车里的官道（下简称元江道）开辟，此道路很快取代景东道成为滇西南的主要商路。滇西南商路变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既有国家的道路供给和道路安全维护方面的因素，也与中心市场变化和国际商路替代效应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关。国家和市场如何改变着商路的重心，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二、早期滇西南的主要商道“景东道”
景东道是指从今大理—景东—镇沅—景谷—普洱—西双版纳—缅甸的道路。这是一条传统商路，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开辟。唐代樊绰《云南志》卷六中记载有从银生城（今云南景东）“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去昆仑三月程”“外通交通之处，以黄金麝香为贵货”等信息，所描述的商路大略就是早期的景东道
至少在明代，这条商路已经有了较为稳定的路线，被称为“贡象下路”。明万历《云南通志》记载的“贡象道”，分上下两路，而“下路，由景东历者乐甸，行一日，至镇沅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车里之普洱山，其山产茶……又行四日，始至车里宣慰司……由车里西南行十日，至八百媳妇宣慰司。又西南行一月，至老挝宣慰司。又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乃摆古莽酋之地也”。即由景东经镇沅、车里至今东南亚一带。“贡象道”并非官道，而是因这两条道路都是向京城入贡大象所行走之路，这也表明这条传统商路是滇西南及东南亚地区商品物资输入内地的重要通道。值得注意的是，从这条商路至内地是较为迂回的，因为它需要从车里、景东至大理，然后取道昭通北上内地，在空间上形成“之”字状道路走向。
那么，当时的滇西南商路为什么会必取景东至大理？这与当时滇西南主要商品的流向有关。滇西南主要输出商品有二：一是盐。滇西南是云南重要产盐区之一，早在唐朝时就有相关记载，较早开采土井有在威远（今景谷）、镇沅景东一带的景东井、抱母井、香盐井、按板井等。盐是一种笨重且缺乏弹性的商品，不适宜长距离运输，为了保障其运销利润，它需要寻求运输距离短且消费规模较大的市场。威远、景东之地靠近洱海地区，洱海流域是云南开发最早的区域之一，特别是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人口增长、集市繁华之景象。故抱母井、景东井等土井所产之盐，有相当一部分运往大理市场。盐的运输强化了景东道的交通重要性。
滇西南的另一重要输出商品是茶。茶的种植由来已久，樊绰的《云南志》是目前最早记载云南产茶和饮茶的汉文文献，上面载有“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即“包括古茶树的哀牢山、无量山脉中的景东、景谷、镇沅、普洱、澜沧、勐腊、景洪、勐海一带”。居住于大理洱海一带的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说明普洱、西双版纳一带所出产的茶叶已流通至大理地区。明清以来，澜沧江流域的“六大茶山”成为云南主要产茶区。据《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此外，被称为江外的车里宣慰司所辖佛海等地也是重要茶山，六大茶山和佛海等地的茶叶聚散于普洱府治转运外地，故有“普洱茶”之名。
当时的普洱茶主要销售区是四川、西康和西藏，藏区是主要销售区域。据载自唐宋以来蕃部“嗜茶成命”“不能一日无茶”，不过唐宋时流入蕃部的茶多为川茶。滇西南的茶大规模流入藏区应该是在清代以后。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应北胜（今丽江永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之请，批准在北胜“互市茶马”。滇西南改土归流后，官府经过了茶叶专卖和自由商卖的一系列制度尝试之后，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施茶引制度。乾隆十三年（1748年）“议准云南茶引，颁发到省，转发丽江府，由该府按月给商，赴普洱府贩茶，运往鹤庆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销”，从这个通告来看，当时已有相当规模的普洱茶由丽江茶商持引贩运至藏区。
当时滇茶入藏路线是：从普洱出发北上，经景东、大理、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迪庆、德钦（历史上称阿墩子），然后转运西藏的芒康、昌都、波密、拉萨，茶至拉萨后可转运销至尼泊尔、锡兰、印度等地；另一条是先将滇茶运至雅安或康定，经巴塘、昌都将滇茶运至藏区销售。后一条路线较前一条运茶路线历史更为久远，但无论选择哪一条路，滇西南的茶都必须经过景东道至大理、丽江、徳钦。个中缘由，还是大理市场作为滇西北地区中转市场的地位不可撼动。
早在唐代，大理就出现了一个区域性定期集市——三月街，根据康熙《大理府志》载：“于唐永徽年间，相传观音大士以是日入大理，四方之人闻风而来，各挟其货，因而成市，至今不改。”明代时，大理三月街已是“至期则天下商贾皆来贸易”，徐霞客《滇游日记》记载了三月街的盛况：“十五日是日为街子之始。盖榆城有观音街子之聚，设于城西演武场中，其来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彝物亦无不至。”在杜文秀回民起事爆发前，三月街“盛时百货生易颇大，四方商贾如蜀、赣、粤、浙、湘、桂、秦、黔、藏、缅等地及本省各州县之云集者，殆十万计。马骡、药材、茶、布、丝、棉、毛料、木植、磁铜锡器诸大宗生理交易之，至少皆值亦数万”。虽经杜文秀之变的战火摧残，一度衰落，但随着起义平复后云南地区恢复社会安定，大理三月街又恢复原来的繁华。除了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街”，大理还有不少集期为一月和半月的定期集市，如大理府太和县的月二街、上关市、下关市、喜洲市等。大理府城内还有两个常市——大街和小街，大街“梓承恩门至安远门，大街逐日小市，率以为常”，各地往来客商时时可以交易；小街则“卯集晨罢”是一个早市，主要服务于当地居民的日常消费。
以这一区域性中心市场为依托，在滇西北地区还形成了以交通节点为主的地方市场，如鹤庆、剑川、丽江、中甸、维西等，将这些市场串联起来，即为以大理为起点向滇西北进入藏区的茶马古道。在这条商路上活跃的商人，有大理商人、丽江商人、迪庆藏商，还有来自江西、湖南等地的内地商人。其中，丽江纳西商人在普洱茶贩卖入藏中充当了重要的中介角色，他们或深入滇西南茶山采购茶，驮运进藏，或者在大理市场购买茶运入藏区。一般而言，大理商人也会到滇西南茶山收购茶叶，但是他们并不进入藏区，而是转手于丽江商人贩运入藏。纳西商人为了进藏经营方便，他们讲藏话、着藏装，在生活习俗上尽量向藏族马帮看齐，甚至马帮的装束、骡马的驮运方式都跟藏人一模一样，这些人被称为藏客。在滇南茶山上他们往往被认为是藏商，被称为古宗商人，实际上他们是纳西商人。
正是有大理这样一个历史发展悠久、市场辐射力强的区域中心市场，滇西南的茶主要通过景东道转运大理，然后再北上丽江、迪庆至藏区。景东道在滇西南茶叶外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改土归流后滇西南主要商道“元江道”
官道即国家修建设置的驿道，通常而言，官道是在原有的商路基础上改造而成。官道所选择改造的商路应是商旅行人流动较为频繁之路，对路面加宽、路基加固、修桥建渡，优化道路的通畅功能。在沿途按一定的制度规范设驿站递铺，在关隘紧要之地置关设哨，强化道路的服务功能。
元设云南行省以后，驿道站赤建设即随之跟进，以中庆（今昆明）为中心，有三条道路向西北和东北，均为出云南至四川、贵州、湖广、广西等地，体现了边疆与内地、地方与中央的联系加强；另有三条道路由中庆经临安路（今通海）至安南站赤道；由中庆经大理、永昌西出缅国站赤道；由中庆经大理北上至丽江站赤道。这三条道路主要以向东南亚地区军事拓展为目的。明代驿传设置，同样以疆域统治为其目标，《明史·土司传》载：“洪武十五年，谕东川、乌撒、乌蒙、芒部诸部长曰：今置邮传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弥开筑道路，各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明代官道建设主要是增置现有官道的驿站、铺兵、驿马和相关设施等，明显地体现为试图通过道路的控制和利用来达到强化治理的目的。
明代，新增的两条驿道是：昆明至元江驿道和赵州至景东驿道。这两条驿道止于元江和景东，显然与当时统治者将元江以外视为化外之地有关。章潢《图书编》中有载：“又以其形势而言，东为黔中，在今日为内地，固勿论。若南蔽元江，元江之外为车里，又外则为交趾。西蔽永昌，永昌之外为麓川，又外为缅甸。西北则为羁縻丽江以为捍蔽，此外则为吐蕃。气势稍弱，则吐蕃西伺，南交外窃，西南诸夷不受约束。”而景东则早于元置凯南州，属威楚府，明洪武中改府，属云南布政司。虽为土府，由土官管理，但已受国家政权的影响时间较长，属于熟番之地。与之相接壤的镇沅也在洪武末置州，同属云南布政司，但是国家权力的进入却不如景东，比如在《道光云南通志稿》所记录的官方人口统计中，景东最早的人口统计数据出自雍正九年，最晚至道光十年。而镇沅直隶州和普洱府却无人口统计数据，因“俱系夷户，并未编丁”。这就是明代两条新官道只修到元江和景东的原因。
清康熙年间，滇西南地区开始改土归流。景东府于康熙四年（1665年）置流官，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改为景东直隶厅。原属车里宣慰司管辖的元江以南的十二版纳分为江内六版纳、江外六版纳，江内区于康熙七年（1668年）设普洱府管辖。改土归流后，从元江到普洱的官道很快就得到推进。《道光云南通志稿》卷四十二摘录《大清会典事例》所记载的云南省城由滇阳驿分道至缅宁厅路程：“由滇阳驿分道四十里至呈贡县，五十里至晋宁州。六十里至铁炉关。六十里至新兴州。六十里至嶍峨县。六十里至化念乡，六十里至杨武坝。七十里至青龙厂。四十五里至莫浪，五十里至大歇厂。六十五里至他郎。六十里至黄草坝，十五里至布固江。四十五里至通关哨。五十里至上把边江。四十五里至宁洱县。七十里至西萨，五十里至铁厂河，七十里至猛乃，七十里至暖里，五十里至柯里，五十里至威远。五十里至甘海子，六十里至翁烘，六十里至阿倮，五十里至蛮茂沟，八十里至小田坝，九十里至缅宁。”由上面的官道走向可见，当时官道修抵普洱境内后，未向南继续延伸，而是转向北面的威远、缅宁（今临沧）方向。官道之所以未向车里延伸，因为当时江外车里尚未改土归流，仍归车里宣慰司管辖。
即便未向南延至车里，这条官道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它直接通向云南省府昆明，是滇西南地区连接省行政中心的最近、最直道路。这条官道也同样成为商人贩运商品和客旅往来的通衢大道，并且很快取代景东道成为滇西南外销商品运输的主要通道——滇西南地区的商品大量运往省会昆明，昆明成为滇西南外销商品的新目标市场。
为什么元江至普洱府的官道开通，会很快取代景东道成为滇西南最重要的商路？在元江至普洱设置驿站（军站）、递铺之时，从景东到镇沅、镇沅到威远的驿站（军站）、递铺也先后设置和运行，这两条道路基础设施差别不大。若从距离来看，从车里到大理的距离与从车里到昆明的距离相差不多。为什么商路重心却发生了从西向（景东道至大理）向东向（元江普洱道至昆明）的变化？
商路重心发生变迁背后的推手，首先来自于国家。自从元在云南设行省以来，昆明（时称中庆）就开始成为云南行省的治所，经赛典赤主持开发下，昆明的城市功能得到了很大发展。当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行记中记载：“行此五日毕，抵一主城，是为国都，名称押持（Jacin，即指中庆城）。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明清时期，昆明城作为省会城市获得了更多的国家推动型发展机会，城市街区、道路、供水、城墙等基础设施不断改进，官署衙门林立，城市人口不断发展。它很快从滇东区域性中心城市向云南省级中心城市发展，其经济腹地和贸易交往伸延到川、黔、桂等省和境外。在政治因素影响下，昆明城市经济很快呈现集聚现象：“在昆明活跃的云南本省商帮主要有两支，迤西帮和建水帮。迤西帮（昆明以西大理、鹤庆、腾冲一带的马帮）的‘三迤馆’建于大西门内，那里西去比较便捷。建水帮的‘建水会馆’位于金马、碧鸡坊南边的横街上，是城南最大的会馆。大多数来昆明营商的外省商号没有建在城南，而是在昆明城内，从《云南省城地舆全图》标示的外省客籍会馆位置能够显示出这种地域差别的特点。”各地实力雄厚商贾纷纷来昆开设会馆，昆明市场的繁荣可见一斑。显然，在国家力量的加持下，昆明已经实现了从区域中心城市向省级中心城市的华丽转身。
而最早发展起来的洱海地区的大理城，却始终扮演着滇西地区中心城市的角色，它的市场覆盖范围长期局限于滇西南、滇西北和滇东地区，境外市场也主要是缅甸等东南亚地区。尽管它也在不断发展，但与昆明省会中心城市相比，它处于低一级的市场，市场集聚力和辐射力都不可相比。
需要说明的是，元江道在官道未开通之前早已有商路可达，但因这条道路匪患较多，马帮商旅走得不多。《读史方舆纪要》载：明代车里宣慰司“东至落恐蛮界，南至波勒蛮界，西至八百大甸宣慰使司界，北至元江军民府界。”在改土归流前，元江以下区域属车里宣慰使司控制范围。这一地区民族众多，族群关系复杂，有被称“土贼”“窝泥贼”“鲁魁野贼”的土著势力四处流窜，抢夺劫杀往来商旅。“所谓鲁魁，在万山中，跨连新、嶍、蒙、元、景、楚之界，内则新平、新化、元江、易门、嘉、南安、景东一带贼皆可入，外则车里、普洱、孟艮、镇沅、猛缅、交趾一带贼皆可出。其所谓野贼者，初系新、嶍、阿、蒙之人啸聚为盗，以其飘忽出没无常，故名之‘野’，非土夷之外别有此种。”
改土归流前后，朝廷派兵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平定局势后遍设关哨汛塘进行治安维护，“关、哨、汛、塘之制，诘奸宄而戒不虞也……我朝设立哨塘，分置兵役，星罗棋布，立法至为周详，是以荡平，共庆烽燧潜消，而永绝宵小窥伺之萌也。”紧随之，即进行官道建设。官道建设并非新修大道，而是在原来的商路交通节点上设置兵站，“宁洱县军站，马二匹，马夫一名。通关哨军站，马二匹，马夫一名。磨黑军站，马二匹，马夫一名。他郎厅军站，马二匹，马夫一名。阿黑江军站，马二匹，马夫一名。凡普洱府属八驿”。同时设邮传递铺，派铺司值守。这些制度措施产生了很强的外部效应，往来商旅的安全得到了有效保护。
元江至普洱官道的开通，为滇西南商品运往省会昆明提供了便利。滇西南的商品物资开始源源不断向昆明市场运输，通过昆明市场再转运分销省外境外。最具有代表性的商品是茶。前面我们讨论了滇西南的茶主要通过景东道进入滇西北销往藏区。清中后期以来，运往昆明市场销往其他地区的茶不断增长。据王福明的《近代云南区域市场初探（1875—1911）》一文对清末至民国初期普洱茶销量进行统计，普洱茶年销三万余担，其中销四川14 000担，贵州480担，两广320担，西藏8 800担，省内8 000担。可见，普洱茶的销区已经不再局限于藏区，而是向川贵两广等省外市场发展，而流出省外的茶叶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昆明市场聚散输出的，还有一部分是流到大理再加工制成沱茶销往四川。
清朝末年，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下，云南的蒙自、思茅、腾越相继开埠通关。思茅开埠对滇西南的贸易产生很大影响，大量的西方工业品经思茅关流入，据《近代云南海关十年报告译编》载，在1922至1931年间，“思茅口岸主要进口货物是棉花、缅甸布、鹿角、鹿皮、棉纱和煤球，其中以棉花最为重要，占进口货物总值的近一半”。这些商品几乎都被运往昆明市场，然后分销全省和内地。此外，来自东南亚的山货也成为这条道路上马帮贩运的重要商品，主要有鹿茸、象牙、虎豹皮、熊胆、犀角、穿山甲等名贵药材，“走夷方”的商人们从东南亚地区收购，运至思茅，然后转运至玉溪、昆明等地。当时面向滇西南做茶叶、洋锭、山货等生意的实力雄厚的商人，往往都是在昆明开设总商号，在思茅开设分商号，有的还在外省开设商号，通过自己内部的商业网络实现商品的快速转销。
还有一个原因影响到元江道代替景东道成为滇西南主要商路。前面我们讨论过景东、镇沅、威远的盐流入洱海地区，加强了景东道作为滇西南商路的重要性。滇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后，国家将主要盐井收归官营。雍正二年（1724年）至雍正三年（1725年），镇沅按板井产区、威远州抱母井产区、普洱磨黑井产区先后收归官营，结束了由当地土著自煎自卖的历史。收归官营的盐井不仅在生产环节受到国家严格控制，而且在盐的销售区域也有明确的规定。雍正《云南通志》载，威远的报母井、香盐井，镇沅的按板井、恩耕井“行盐顺宁、云州、元江、石屏、镇沅、恩乐等府州县，及猛缅、猛猛、湾甸、镇康、耿马、猛麻、车里各夷地，商贩夷民买运行销”。景东井“行盐景东府境内，楚雄府属永盛厂、镇南州属鼠、虎二街，南安州属嘉，蒙化府属南涧”。按照这一销售区划，景东、威远、镇沅的盐主要运销当地和滇南地区，不可能流向滇西洱海地区了。
就连之前需从景东道运输销往藏区的普洱茶，在民国初期也开辟了新的入藏通道。当时因英帝国主义挑拨，汉藏关系紧张，普洱茶从滇西北入藏道路受阻，云南茶商开辟了从缅甸经印度进入西藏运茶的新商路，“凡佛海、南峤、车里等地所产之茶，自阿墩子一途阻塞后，初由澜沧之孟连土司地，出缅甸西北，至缅甸北部中心之锡箔，装上火车，西南经瓦城，由大市而达仰光，换船约三四日至加尔各达，由火车至西哩咕里，换牛车或汽车至加麟崩，又改用骡马入藏，此过去佛海藏销唯一之出路也”。这条道路被称为滇茶入藏南路。南路开通后，道路畅通，运输时间短，运费低，且运量是北路的四倍多。因此直至日本占据缅甸以前，滇茶运销藏区的路线转为南路为主。
由此可见，改土归流后，当元江普洱的道路正式辟为官道之后，长期在道路沿线流窜的匪患被清除，道路沿途的军站、递铺设施和制度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商旅安全，使这条道路的交通功能得到了有效发挥。昆明作为省会中心城市，有强大的市场聚散力，强力拉动着从滇西南进入云南的洋纱、洋锭、棉花等海外商品和滇西南山货、茶叶等区域特色商品聚向昆明市场。而曾经作为重要商道的景东道，因盐官营后划片销盐政策，失去了运输盐的必要，茶的运输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际化商路的挑战。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景东道作为商路的功能逐渐弱化，甚至有被边缘化的趋势。
四、结语
在传统时代，滇西南地区的商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西向的景东道，即从车里经普洱、镇沅、景东，抵达大理，然后再由大理转云南各地或由昭通出滇进入内地；另一条是东向的元江道，即从车里经普洱、元江、玉溪，抵达昆明，然后由昆明转云南各地以及北上贵州进入内地。在清中期以前，以景东道为主要商路，滇西南地区的商品主要流向大理市场和藏区。商路的重心之所以指向大理，主要在于当时大理市场作为云南最有影响力的区域市场，有较大的市场容量和强大的区域辐射力。随着云南行省的建立，昆明作为省会城市的地位不断强化，集聚经济效应和市场辐射效应不断增强。特别是滇西南改土归流之后的关汛塘哨设置和官道建设，大大改善了从元江府到普洱府之间的道路安全。在昆明市场的吸引和道路安全的保障下，滇西南商路的重心从景东道向元江普洱道转向。思茅开埠通商的外向型发展机遇，进一步强化了元江普洱道在商运中的重要性。而运茶入藏的景东道在西南边疆早期全球化中还遭遇了国际商路替代的变化，使之进一步走向衰落。
从滇西南商路重心转向中，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和国家的力量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但这两个力量的影响力是不同的。从经济层面看，是市场因素影响商路转向，商人在追求低成本、短距离、安全性以及有吸引力的市场，等等，都体现了市场的力量。但是，市场吸引力的变化和道路安全性等因素背后，都有国家的力量在起着决定性作用，省会城市的定位拉开了与其他区域性城市的差距，官方维护秩序和有服务保障的官道保护了往来商旅的安全，这些国家因素才是决定滇西南商路转向的核心因素。开埠通商也是官方的行为，在西南边疆被迫卷入早期全球化之时，也让边疆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促使滇西南商路重心从景东道转向元江道。
由此可见，尽管市场的力量十分强大，但它仍然需要国家作为强大后盾，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国家作为制度和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主体，所提供的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等公共产品以及市场开放等制度供给，对降低微观经济主体的交易费用具有重大意义，而在政策作用下某些核心区的优先发展，也对商品流动方向和贸易发展的重心起着重大的形塑的作用。因此，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在探讨市场发展问题时，都离不开国家这一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