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尹占文，男，山西神池人，法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beat365手机中文官方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发展中心主任，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理论和基本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篇，人民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1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省级研究生教改项目等6项，其中论文《中国人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发生学的再思考》获山西省第九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专著《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发展与范式转换研究》获山西省第十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本文简称“能-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本文简称“两行”）,这一论断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两行”论断以来,国内学界大多是围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并以此作为研究重心展开学术讨论,或是在“四个为什么”的辩证关系中把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道理,或是在“科学真理-理论创新-主体力量”的整体结构中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深意,或是在“理论-历史-实践”的三重维度中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进路等。当然,百年党史作为探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基本论域,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视角。事实上,“两行”论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内涵,“马克思主义行”既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理论基础,也是源头根据,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既是“马克思主义行”的科学确证,更是创新发展,二者在充分阐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的关系结构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二者作为一个理论整体和逻辑整体对人类发展着的历史实践整体予以科学揭示,从更为生动、具体和鲜活的时空展开层面诠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内涵。历史唯物主义是“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昭示在中国时空场域下呈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作为人类整体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历史实践所具有的普遍规律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历史规律性必然也要通过时空特殊性呈现和反映出来,在中国时空场域下充分展开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而然也就内在地包含有中国文明的构成要素,在实体性内容的层面就体现为中国传统文明的时代创新。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文明就成为考察“两行”论断不可或缺的重要向度,更确切地说,历史唯物主义从作为理论工具的向度和中国文明从作为实体内容的向度对阐释“两行”论断所起到的作用,当前学界对此必须予以深入阐明。
一、在“能-好-两行”的整体结构中把握“两行”论断的基本要义
如同对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命题进行学理探究必须深度把握这一命题的基本内涵一样,要想对“两行”论断的哲理内涵进行学理阐释,那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整体结构中把握“两行”的基本要义,这是从学术向度和学理深度阐明“两行”哲理内涵的基本前提。
首先,把握从“能-好-行”到“能-好-两行”发展的历史深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重要论断,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重要论断。这两个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因果必然联系,显然,从逻辑语用学的角度来看,“行”是原因而“能-好”是结果。“行”是“能-好”的根本决定因素,其中蕴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理论特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作了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作为发展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在不同时空场域下的生动再现。第二层含义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以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的基本原则,在整个因果链条中所折射出的根本决定作用,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作了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通过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最直接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从而以更加深刻、具体和鲜活的理论形态回答了中国共产党的“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好”,同时还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这是从“能-好-行”到“能-好-两行”发展的历史深意。
其次,把握从“能-好-两行”的整体结构中把握“两行”的逻辑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两行”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深意,而且还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从事物发生发展的自然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发生发展的基本前提,故而“马克思主义行”对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具有先在性和真理性的根本决定作用,换句话说,要想论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必先从其存在的理论前提出发去证明“马克思主义行”,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行”,就没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事实上,也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才有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二者在逻辑上的因果联系和顺承关系。反过来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又进一步拓展、深化并确证了“马克思主义行”。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其发源地西欧社会仅存在于理论形态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经过实践检验为“真”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却在东方的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由此可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阐明马克思主义“行”的实践依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义就在于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韩庆祥教授也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行,首要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它能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解决问题、创造奇迹、走向成功,对解决中国问题和指导中国实践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由此,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根本上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能力行,它使马克思主义行在中国得到确证。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二者虽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下有着相对独立的存在形态和运行逻辑,但是在揭示和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方面,就必然呈现为一个具有高度统一性的逻辑整体,二者在理论和实践上相互依托、在前提和根据上相互印证、在坚持和发展上相互支撑、在历史和逻辑上相互联结、在价值和功能上相互彰显,共同诠释了守正与创新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再次,把握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深刻阐述“两行”的学理内涵。按照通俗的理解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两行”就是“功能论”层面意义上的论断性表述,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既然是“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关系,那就必须用彻底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进行学术论证和学理阐释,唯有此才能把蕴含于“能好两行”中的“大道”揭示出来。所谓彻底的理论,就是指“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理论,毫无疑问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内容上包括作为理论原理和作为社会认识的方法论两个方面。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论来看的话,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功能的实现以及功能的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判定依据就是不断发展着的“历史”,当然,百年党史就是其中最具有理论深度、哲学高度、历史厚度和现实尺度的检验其功能的“历史”。就理论深度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生学根源和终极价值诉求,反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保持蓬勃生机的生命活力和动力源泉,是前者使得终结后者的“历史终结论”终结了,二者互相成就；就哲学高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与此同时,经过充分的历史检验和实践证明为科学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也会提升到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继续指导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二者相互充实；就历史厚度而言,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距今虽100年的时间,但一方面证实了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那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二者相互支撑；就现实尺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直面的现实已经成为历史,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直面当今现实的重要理论支撑,同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明又成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立足现实创造人类新文明的重要理论资源,二者互相印证。总之,从“能-好-行”发展到“能-好-两行”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基于理论自信、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而实现的自信自立,这是党和人民事业继续走向更大胜利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论及其为“两行”功能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上所述,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阐释直接关系到“行”之理论分析。众所周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的经典表述,莫过于马克思在其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十一条提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命题。以此作为源头根据,人们往往会形成这样的理解模式,那就是把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功能阐释为“解释世界”,而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理解为“改变世界”,或者是对于将理论付诸实施的强调,即便是结合第一条中的“实践”概念,或许也只是表述为对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或具体行动的强调。实际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或阐释为“改变世界”的单一功能,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功能的极大误解或误释。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一命题作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重要“线索”,或者是说把它放在马克思全部的理论活动中来理解其哲学的终极追求,那么,这一命题所要表达的含义就是:真正的哲学不是止于解释世界,而是要发挥主体能动性更进一步走向改变世界。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注重强调改变世界的首要性,但也从来不会忽视诉诸实践活动积极改变世界必须以科学解释世界为基本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诉求以科学解释世界为前提和基础,首先必须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确立过程之中。一般来说,这一理论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但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毕竟没有得到科学证明,《资本论》的问世使得“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正是由于《资本论》在马克思全部的理论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所以说马克思毕生精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使历史唯物主义由“假设”变成“科学”,并成功地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对此,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到,历史唯物主义是“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当然,科学解释世界还必须以积极改变世界为根本指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南湜教授指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功能的全面理解,必须一方面看到其中所包含的不可或缺的双重诉求,另一方面又必须把握这双重诉求之统一性。”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功能的双重诉求并且自觉地把握双重诉求的统一性,相比单一功能的判定而言,无疑具有重大意义。这样的话,上述命题也就包含双重内容:一方面是改变世界的实践的首要性和解释世界的理论对于实践的从属性；另一方面则是解释世界的科学理论对于改变世界的实践的中介的必要性。简而言之,改变世界的实践的首要性和解释世界的理论的中介性缺一不可。前者并不难理解,这里不再赘述。对于理论的中介性而言,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难点。
“中介性”是马克思汲取了黑格尔的合理成分,在考察直接事实时需引入的特定概念和理论结构，或者说为了揭示事物或现象的本质特征,必须引入理论,这是因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致力于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作为直接性存在和“阶级意识”合而为一,“阶级意识”这一术语被马克思用来强调无产阶级具备理论自觉、被恩格斯赋予“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的社会功能,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贡献就在于通过思想运动和理论抽象将那些“有可能超越既定客体存在的直接性的中介形式描述为客体本身的结构构造原则和真正的运动倾向”,从而把自身塑造为一种能沟通理论和实践的中介。对于这一点，英国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说的非常到位,他说：“工业无产阶级政党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才真正出现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不平衡的和间接的：两者之间很少直接结合。这个时期（巴黎公社时期——作者注）中‘阶级’和‘科学’之间客观联系的复杂性转而在马克思著作本身的性质和命运中得到了反映。”
综上所述,超越“止于解释世界”,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定格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双重诉求的统一,是应然逻辑下理论层面理解和把握其功能的最高境界。然则历史唯物主义功能的发挥绝不会是在人为设定或者是在公式化的条件下起作用,而是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的双重双向规定范围内进行,于是这样的统一性诉求就必须对现实的社会环境或具体的历史条件作深入考察。或者说,应然逻辑下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性诉求是在不考究具体的历史境遇情况下的“纯”理论层面的表达,一旦进入具体历史,这种纯粹的统一性就面临“目的论”诘问。罗骞教授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论究竟为的是什么”的诘问,并从“革命动机的反革命”“革命发生学到建构性政治”等命题层层推进加以严密论证。比如：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论究竟为的是什么？诉诸统一究竟是为了实现什么目的或达成什么愿景？因此,实然逻辑下二者的不平衡性就会凸显,这种不平衡性甚至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历史唯物主义功能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是基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所导引的“目的论”路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卢卡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中,基于历史条件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社会历史情势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问题。他指出：
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在其受压迫的时代里最强大的武器之一,现在,无产阶级正在准备重建社会并在其中重建文化,它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这个时代是自然的……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是一种极好的武器,但是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它只不过是一个纲领,一种对应该怎样写历史的指示。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任务：整个历史的确必须重新写,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整理、分类和评价过去的事件……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是按其真正的本质理解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他同时也使我们有能力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考察当代,不仅看到当代的表面现象,而且也看到实际推动事件的那些比较深层的历史动力。
这些表述告诉我们：卢卡奇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应该发生变化的问题。贯穿这一报告的主要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方法；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功能有了变化。卢卡奇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深刻地洞察到历史唯物主义功能变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挥不同功能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此,就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而言,卢卡奇给出了正确的思路,但遗憾的是他自己却没能沿这个正确方向继续前行。今天,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就是“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继续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进行符合历史条件的新阐释。当然,这就是伟大的辩证法,伟人止步的地方,也就是后人创新的地方。
卢卡奇提出了“基于条件变化而功能变化”这一重要思想。如果对此进行方法论提升,我们可以发现,对历史唯物主义功能的理解和阐释,或强调单一功能又止于单一,或强调统一性诉求又止于统一,这都是思想“不彻底”的典型表现。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曾特别强调：“这些原理(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作者注)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那么,解决上述思想“不彻底”的合理出路就是进入具体的“历史”,直面“目的论”诘问,全面理解和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马克思全部的理论活动所能企及的具体“历史”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运用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批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批判的深刻源于研究的透彻,批判不是目的,批判是为了更好的建构。西方社会“资本与理性的结盟”孕育了资本现代性,资本现代性带来了“祸福相倚”的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发生发展的基本逻辑就是,在把表征“人”之生存样式的传统文明从“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又直接套上了“物”的枷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层层加固。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文明在本质上的物化逻辑和异化生存,用“文明中的野蛮”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把批判资本主义“旧文明”和建构共产主义“新文明”作为神圣使命。马克思毕生的愿望就是使人的生存实践按照“人”的逻辑全面展开,为此不惜战斗终生。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可见,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是基于统一性诉求的社会建构,更确切地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在科学解释世界与积极改变世界统一性基础之上的建构人类新文明。但是,解释什么、批判什么,进而在统一的基础上建构什么,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何时变化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变化,都是“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最终根据的。人类文明史发展的事实表明：任何一种理论引领文明进步都是以现实的文明体作为载体,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文明理论,就是依托中国、印度和西方（巴勒斯坦和希腊）3个地区的古文明体。马克思主义引领人类文明进步,就是从对新“轴心文明”的综合性批判和超越开始的。巴黎公社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是人类超越现代文明的第一次伟大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二次伟大尝试,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在人类文明史上开创新纪元意义的新质要素，由此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和前进方向。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三次伟大尝试,直到今天还在继续推进的这场伟大革命,既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创新性发展,又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作如下总结：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具体来说包括科学解释世界、积极改变世界和引领文明进步三重内涵,或者说是解释世界的理论功能、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与社会建构的价值功能的三重统一,这是其一；其二,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功能昭示的方法论就是实践的首要性、理论的中介性和功能的变化性。如同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内容上包括作为理论原理和作为社会认识的方法论两个方面一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论在理论内容上也包括两个方面，即：作为理论原理的功能——理论功能、实践功能、价值功能和作为方法论的功能——实践的首要性、理论的中介性、功能的改变性。理论原理和方法论共同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论的主要内容,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为“行”之理论分析奠定了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分析框架。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论为“两行”功能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
由上可知,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论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领会“两行”功能奠定了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那么，进一步追问,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论究竟是如何为“两行”功能奠定并提供理论基础的呢？显然,这个话题已经由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考察进入了具体的方法指导层面和实际运用的领域,也即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论究竟是如何为“两行”功能提供具体的方法层面的指导？鉴于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论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理论原理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因此,下文就从理论原理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展开分析论证。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论的理论原理,“两行”具有解释世界的理论功能、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与社会建构的价值功能。
第一，理论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科学理论发展的事实表明：凡是规律性的东西只能是从具体存在的客观现实中抽象和概括出来。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由此所呈现出来的客观规律必须建立在“一连串互相衔接”的每一个历史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具体现实的基础之上。现实总是具体的现实,每一历史时代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围绕着“历史的中轴线”波动呈现出总体上的规律性,但同时又制约着该时代社会的总体状况呈现出具体的历史条件性。规律性是事物相互作用所固有的稳定的规定性,但只有寓于现实性之中的规律性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经过《资本论》的理论证明和“一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在中国以不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互相衔接”的不同时期的生产方式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解释和理论概括,从本质上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性和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现实条件性,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从理论功能上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行是指正本清源意义上的“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返本开新意义上的“行”。如果说前者是“能-好”的“源头”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能-好”的“活水”,二者接续发展成为解释“能-好”的源头活水,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共同阐释“能-好”的根本原因。
第二，实践功能。直面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嵌入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和总根据。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直接性和现实性上植根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理论剖析,“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在本质上是对“资本统治社会、占有劳动”这一总问题的追问和批判。因此,马克思主义积极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集中体现为,通过科学研究如何让劳动者过上好日子,进而指导并引导处于他们那个阶段的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何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始终围绕如何实现经济、政治、精神“三个解放”做“三个主人”这一主题展开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然而,马克思主义落地中国后的时空结构相比理论创立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故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国的总问题。围绕这一总问题再结合不同的时代特征又生成“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这3个“互相衔接”的时代问题,这些问题统领下的中国实践致力于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实践的历史性展开是遵循人类解放的客观规律、遵从时空场域的现实条件和发挥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是因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但是,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的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总体思路而不是现成答案,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运用,“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即便是在我国,革命成功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从革命的发生学变成支持后革命建设的精神动力,甚至中国当代的建设实践需要形成一种创造历史、守护人类的主体性精神。这就是说,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跨越时空而时代问题则必须扎根当下,问题关涉的对象不同,解决问题的实践固然不同。因此,在充分展现为中国的时空场域条件下,只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只有不断创新中国实践才能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
第三，价值功能。如前所述,全面理解和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那就是在理论功能和实践功能统一性基础之上发挥建构人类新文明的价值引领。从大历史观来看,大变局催生新文明,这既是历史事实也是历史规律。1820～1840年西欧资本主义发生深刻的社会危机,无产阶级以前所未有的历史自觉诉诸革命寻求自身解放,这就为萌发一种新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旧思想以及萌生一种新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旧文明提供了历史契机,正是在同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主题冲击下,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和社会主义新文明理念应时而生顺势而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带着构建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历史使命和价值功能进入中国的,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引发的东方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以社会主义文明为价值诉求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发起了有力挑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中国人民致力于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既捍卫了社会主义文明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又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局限性,旨在大力推进构建全新的社会主义文明。但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引领文明进步必须依赖于现实的文明体。因此,马克思主义引领人类文明进步,在中国的时空场域下也必须依赖并依托中国的现实文明体,即是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才能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文明理念对于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反复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催生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历史规律在21世纪得以充分彰显的逻辑依据,人类文明新形态按照“总体性”原则,那就是“马魂-中体-西用”综合创新的全新人类文明体。“马魂”是指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治和思想在上层建筑与作为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领域所发挥的框架性功能；“中体”是指中国传统文明作为创造性转化的制度优势和优秀文化在上层建筑领域所发挥的实体性功能；“西用”是指西方文明成果作为不可或缺的现代文明要素在“器物”层面所发挥的技术性功能。“大”变局呼唤“总”创新,因此,这也就赋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来引领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的庄严使命。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论的方法论原理,“两行”具有实践的首要性、理论的中介性和功能的变化性等3个方面的方法论功能。
第一，实践的首要性。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它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同理论形态之间一脉相承的哲学基础。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里,实践维度不但优先于感性直观,也优先于理论态度和逻辑范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因此,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根据人之存在需要,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包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实践活动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实践活动,前者构成生产力的主要内涵而后者构成生产关系的主要内涵。马克思主义诉诸社会实践来发挥改造世界的功能也主要是通过在这两个领域直接产生作用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传承并发挥历史唯物主义初创时期“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功能和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发挥主体性功能和革命首创精神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同时党的一大纲领明确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现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致力于彻底改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予以制度性保障。但是,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不意味着就是完全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必须在此基础上最大程度地释放制度活力,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方法论原则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领域同时展开改革实践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注重加强顶层设计、扎实推进实践创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总结“能-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每到历史的关键时刻都会迸发出“敢为天下先”的实践首创精神和积极发挥“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的实践首要精神。
第二，理论的中介性。理论是系统的理性认识。换句话说,理论是人在实践基础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所进行的“思维操作”,本质上是主体的理性思维基于抽象化而对客体作出的能动反映。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在“历史本真”和“历史规律”两个维度上对“历史”予以揭示和说明。“历史本真”有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之分,前者具有一次性，后者具有相似性,历史事实也有发生的历史和书写的历史,前者是事件，后者是史实。毛泽东讲到：“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由上可见,理论或是对表达的再表达,或是对实践的再提炼,总之,“中介性”是理论的固有属性。作为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通过构造“阶级意识”把自身塑造成为沟通无产阶级作为“直接性”社会存在和“超越性”阶级意识合而为一的“中介性”理论形态和思维方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最成功的地方归根结底在于,把中国革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中介,沟通了共产主义精英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和社会改造工程与广大底层劳动群众生存诉求之间的巨大鸿沟，于是一个用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间进行“对接”的中介理论,一个可以成功跨越传统和现代两者间鸿沟的理论——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应运而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作为一种极具包容性的理论和思维中介成功沟通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国情及其时代特征之间的巨大鸿沟,如果说革命理论作为中介是直接嵌入革命实践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中介,充分发挥了理论与实践的互构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发挥创新性理论的全面介入功能,一方面从革命的“历史本真”中汲取营养,在马克思“普照的光”意义上把总体性的社会革命作为“历史的经常前提”进一步规划未来,另一方面又在执政的“历史规律”基础上发挥主动,继续推进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因此,马克思主义进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持续不断地沟通党和人民的事业在理想和现实、目标和行动之间的“理论中介”,为我们成功地化解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重大风险和挑战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智力支持。
第三，功能的变化性。恩格斯曾经指出：“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如同唯物主义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自身的解释功能发生变化一样,历史唯物主义随着时代变迁也要实现功能的变化。这里所说的功能变化,主要是指具体方法层面上的变化,即是说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实现理论原理层面引领文明进步的价值功能？这就是说,原理层面的价值功能是总的目标导向,围绕这一价值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一连串互相衔接”的功能变化来达成这一愿景。具体涉及中国的时空场域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性地介入中国文明是近代中国文明改造工程的第三波次。第一波次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在既有文明的框架内致力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寻求体制内的制度变革；第二波次是辛亥革命,在破旧立新的同时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虽破未立”,西方的制度文明是历史唯物主义极力批判和大力改造的对象,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已经不具有实质性的进步意义；第三波次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紧紧围绕“再造文明”这一总目标依次进行了阶级革命、国家建设和文明创造3个“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功能变化,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如果从理论上总结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具体时空场域下所实现的功能变化的话,可以表述为革命发生学、建设动力说和文明创新论。为什么党领导人民通过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不仅完成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而且还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随时代条件变化而发生的功能变化与中华文明基因的衍化发展实现了高度融合。“文明基因论”是借鉴发挥的一个概念,基本思想是:（1）每种文明都是长期实践的优化模式；（2）要保持可持续的优化模式必须对其进行修正；（3）任何修正都是以保持文明核心基因的生命活力为阈限。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际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通过阶级革命、国家建设和文明创新3个阶段“互相衔接”的功能变化对中华文明进行的自我修正,这种修正按照中华文明本身应有的消化能力逐步进行了内化,阶级革命体现了目标的明确性,国家建设彰显了制度的优越性,文明创新反映了文明的包容性,3个阶段的功能融为一体,既使中华文明体展现具有充分活力的解释力和创造力,又使中华文明体的核心基因始终具有当代活力。党的二十大报告讲到：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的深远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两行”论断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主体自觉。如前所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论在理论内容上包括两个方面，即：作为理论原理的功能——理论功能、实践功能、价值功能和作为方法论的功能——实践的首要性、理论的中介性、功能的改变性。理论原理和方法论共同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论的主要内容,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论观之,“两行”必将具有蓬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
首先,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既发挥科学解释世界，又发挥积极改变世界的功能。实践的首要性和理论的中介性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功能的集中体现。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但凡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的人类社会,那就是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实践,不同的时空场域是人们对变化着的实践进行理论认知的基本参照。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所谓理论创新就是突破对事物本质认知的原初状态从而不断获得更高层次的质的规定性的理论自觉。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向何处去,我们该怎么办”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可回避的时代话题。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对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进行深刻的理论揭示,用以指导新时代伟大的实践创举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还要对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深入的理论阐明,那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是由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价值论、方法论、实践论构成的具有逻辑自洽的系统化理论化的哲学体系,由此承载和反映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有力保障“两行”继续发挥解释世界进而改造世界功能的思想武器。
其次，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守正基础上的创新,既坚定信仰信念又把握历史主动,发挥引领文明进步的价值功能。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价值功能的改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功能的集中体现。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根据时代要求而引领文明进步的根本所在。时代在进步、实践在发展,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也会随着时代实践而不断发展,守正创新是基本要求。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创新是守正的保障和升华,脱离守正的创新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创新的守正则会脱离实践、脱离时代。就“两行”而言,守正就是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信仰,创新就是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作了深刻的总结：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相信,以守正为基础、以创新为关键,遵循历史规律、洞察历史大势、把握历史主动、引领时代潮流,中国共产党坚守和践行的“两行”必将迸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
原文出自：《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